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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校后的第四天傍晚，苏晴提着一袋水果敲开了307室的门。
宋启明接过袋子，看到塑料提手在她掌心勒出两道浅红。他没说话，转身去洗水果。苏晴站在门边，看着他打开水龙头，把水果一颗颗放进沥水篮，动作很慢，像在完成某种仪式。
窗外的天光正在收拢。一月末的滨海市，傍晚来得早，五点刚过，暮色就从梧桐枯枝间渗进来，在宿舍的地板上铺开一层灰蓝。
宋启明把洗好的橘子放进玻璃碗，擦干手，转过身。
苏晴坐在床沿，双手规规矩矩放在膝盖上。她今天穿了一件浅灰色的高领毛衣，头发扎成低马尾，露出耳垂上那对小小的珍珠耳钉——他记得，那是她去年生日自己买给自己的。
她看着他的眼神很安静。没有追问，没有催促，只是安静地等。
宋启明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。
“我准备好了。”他说。
苏晴的手指轻轻蜷了一下。
“我要给你讲我的故事。”宋启明的声音很平静，像在陈述一个与己无关的事实，“讲完之后，由你自己选择——是继续在一起，还是……分道扬镳。”
苏晴的睫毛颤了颤。她没有说话。
宋启明把目光移向窗外。暮色又深了一层，梧桐的剪影在天边那线残红里显得格外单薄。
“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夏国人。”他开口。
苏晴的身体微微前倾。
“父母都是普通人。母亲已经去世了。”他顿了顿，“父亲重新成了家。”
他没有说继母，没有说那个他找不到位置的“家”。有些细节不必展开，已经足够。
“高中没读完就辍学了。”他的语调始终很平，“有人来镇子上招工，说是去新加坡的工厂，包吃住，一个月能挣三千新币。我信了。”
苏晴看着他。
“坐了很久的船，不是去新加坡。”宋启明说，“是刚果。”
这个地名从她听过的新闻、课本、父亲偶尔提起的国际局势里跳出来，落在402室灰蓝的暮色中，像一个陌生而沉重的符号。
“黑矿场。”他说，“钴矿。”
他抬起左手，慢慢卷起毛衣的袖子。
苏晴屏住了呼吸。
那是一整片密密麻麻的线条。不是疤痕，不是纹身，是用某种尖锐物划开后愈合的、凸起的、发白的印记。它们从手腕内侧一直延伸到肘弯，纵横交错，像一张被反复涂抹过的旧地图。
“六十四天。”宋启明说，“我在那里待了六十四天。”
他的声音没有颤抖，目光落在那些线条上，像看一件与自己无关的旧物。
“二十四个人，挤在三平米的铁皮车斗里。晚上不能伸直腿，翻身会压到旁边的人。监工有鞭子，矿场主有枪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吃的是发霉的木薯糊。每天一碗。有人拉肚子拉到脱水，第二天就死了。尸体被拖出去，扔进矿坑。”
苏晴的手抬起来，在半空中僵住，不敢触碰那些线条，也不敢放下。
“我那时候想，”宋启明说，“如果能活着出去，这辈子再也不吃木薯。”
他试图笑一下，没成功。
苏晴的眼眶红了。
“你那时候……”她的声音很轻，像怕惊动什么，“你才十七岁。”
“嗯。”宋启明说，“十七岁。”
他终于放下袖子，把那片密密麻麻的过去重新遮盖起来。
苏晴的眼泪落下来。
她没有出声，只是任由那滴泪从脸颊滑到下颔，悬在那里，然后坠落，洇湿了灰色毛衣的前襟。
宋启明看着她。
他想起在坎大哈的废墟里，子弹从耳边呼啸而过的间隙，他无数次想起这双眼睛。亮晶晶的，笑起来弯成月牙，会为他一句笨拙的情话红透耳廓。
现在这双眼睛在为他流泪。
为他十七岁被贩卖的经历流泪。为他六十四天铁皮车斗里的屈辱流泪。为他手臂上密密麻麻的、连他自己都很少正视的线条流泪。
不是怜悯，是心疼。
“别哭。”他说。声音有些沙哑。
他伸出手，用拇指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痕。动作很轻，像怕碰碎什么。
“那些日子，”他说，“我都挺过来了。”
苏晴握住他的手腕。她的手很凉，指尖微微颤抖，却握得很紧。
“然后呢？”她问。声音在抖，但没有停下，“你是怎么……从那里出来的？”
宋启明看着她。看着她红透的眼眶，看着她紧抿的嘴唇，看着她握在他腕间那只不肯松开的手。
“矿场有一次被袭击。”他说，“当地工人和被抓来的黑工，趁着守卫被叛军击杀，开始逃跑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我也趁乱跑了。”
他没有说那场暴动死了多少人，没有说他有没有从那具倒下的监工尸体旁捡起过什么。那些细节太过锋利，他不想割伤她。
“跑出去以后，”他接着说，“遇见了另一群人。”
苏晴看着他。
“SKM。”宋启明说出这个四个字母时，语气像在说一个地名，一个客观存在、不涉善恶的事实，“国际安保公司。更准确地说……”
他停顿了一下。
“国际雇佣兵。”
苏晴的手在他腕间收紧了一下。
“他们把我带走了。”宋启明说，“不是解救，是抓丁。像古代打仗前在村子里拉壮丁。”
他垂下眼睑，看着自己被她握住的手腕。
“被简单训练了两周，就投放到战场。这是他们所谓的‘筛选’。”他说，“第一场战斗活下来的人，才能正式成为公司雇员。”
他没有说那场战斗在哪里。没有说第一次扣动扳机时手抖成什么样。没有说那个倒在他枪口下的人，倒地前有没有喊过什么名字。
苏晴也没有问。
她只是看着他。看着他平静讲述这一切时眼底那片深不见底的、不属于十九岁青年的暗涌。
“你活下来了。”她轻声说。
“嗯。”宋启明说，“活下来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后来参加了第二次刚果战争。”
苏晴的父亲是军人，哥哥是特种兵。她从小听惯了“战争”这个词。但此刻从宋启明嘴里说出来，这两个字突然有了完全不同的重量——不是电视新闻里的遥远冲突，不是父亲书房地图上的红蓝箭头，是一个人十七岁、十八岁、十九岁用血肉之躯穿过的炼狱。
“公司把我作为指挥员培养。”宋启明继续说，“送到法国外籍兵团接受系统训练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然后被派回夏国。表面身份是留学生，实际是暗中配合公司在国内的安保护卫工作。”
苏晴没有说话。
窗外的暮色已经完全收拢。路灯亮起来，把梧桐枯枝的投影拉得很长，斜斜地铺在402室的地板上。
“然后就是在学校遇见你。”宋启明说。
他的声音终于有了一丝波动。很轻，像石子投入深潭后那圈来不及扩散便已消失的涟漪。
“这次失踪，”他说，“是因为911。”
苏晴的睫毛颤了一下。
“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。公司在那边有任务，战况激烈，人员损失惨重。”宋启明说，“我被临时抽调参战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刚从这个战场上下来。”
苏晴看着他。
三周前，他从坎大哈的废墟里爬出来。三周后，他坐在她对面，用最平静的语气讲述这一切——刚果的黑矿场，SKM的筛选训练，阿富汗的死亡行军。
而三天前，她还在校门口的梧桐树下质问他“你到底去哪儿了”。
她不知道应该用什么表情面对他。
愤怒？她被欺骗了一年多。
委屈？她等了他九十一天，每天看无数次手机，给那个永远不会接通的号码发了几十条消息。
可所有这些情绪，此刻都被另一样东西盖过了。
心疼。
心疼那个十七岁被塞进铁皮车斗、吃着发霉木薯糊、在鞭子下数着六十四天日出日落的少年。
心疼那个第一次上战场、手抖得握不稳枪、却必须活下去的男孩。
心疼眼前这个明明遍体鳞伤、却还要努力用平静语气讲述一切的、她才认识了一年多的恋人。
她的眼泪又涌上来。
“你……”她开口，声音是哑的，“你是不是觉得，听完这些我就会走？”
宋启明看着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