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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一个母亲，看着另一个母亲没有机会看顾长大的孩子。
“你妈妈，”她开口，“是什么时候走的？”
宋启明怔了一下。
他垂下眼睑。
“十四岁那年。”
“病？”
“嗯。”他说，“癌症。”
沈静茹点点头。
她没有问“她走的时候你在不在身边”，没有问“后来谁照顾你”。
她只是点点头，像记住了什么。
“她要是知道你长这么大了，”沈静茹说，“会很欣慰的。”
宋启明没有说话。
他看着自己的手。放在膝盖上，骨节分明，手背有几道很淡的陈年划痕，愈合太久，已经看不出原来的形状。
“我不知道。”他说。
他的声音很轻。
“她走的时候，我还没学会怎么做一个让她省心的儿子。”
沈静茹看着他。
窗外冬日的阳光穿过百叶窗，在他侧脸上切出一道道细长的光影。
“做母亲的不需要儿子省心。”她说，“只需要他活着。”
她顿了顿。
“好好活着。”
宋启明抬起头。
他看着沈静茹。她坐在办公桌后面，白大褂领口露出一截深灰色的羊绒衫。她身后那盆绿萝的长藤垂到桌面，叶片肥厚，在冬日的室内绿得安静而笃定。
他想起刚果矿场的雨季。那些藤蔓绞杀大树的丛林，绿的张牙舞爪，绿的不给任何生灵留活路。
不是这样的绿。
这是被细心浇灌、被妥善安放的绿。
是有人惦念、有人照看的绿。
他垂下眼睑。
“……谢谢您。”他说。
声音有些哑。
沈静茹没有说“不客气”。
她只是站起来，走到窗边，给那盆绿萝浇了一点水。
“药吃完再来找我。”她背对着他，语气恢复了平静，“不用让晴晴陪，你自己来也行。”
宋启明点头。
“好。”
走廊里传来苏晴的脚步声。由远及近，轻快而稳。
沈静茹转过身，脸上已经看不出任何异样。
“药取到了？”她问。
“嗯。”苏晴把手提袋递给宋启明，又看了看母亲，“妈，我们走了？”
“走吧。”沈静茹说，“路上慢点。”
宋启明站起来。
他走到门口，手触到门把手，又停住。
他转过身。
沈静茹还站在窗边，阳光把她的白发照得有些晃眼——那些藏在黑发里的银丝，平时看不太出来。
“沈阿姨。”他说。
沈静茹看着他。
他站在那里，手里提着药房的白色手提袋，脊背挺直。
“春节，”他说，“我会陪苏晴回家吃年夜饭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谢谢您。”
他没有说为什么谢。
谢她亲自带他做这三个小时的体检。谢她看见那些旧伤没有追问。谢她给那盆绿萝浇水的背影，和那句“只需要他活着，好好活着”。
沈静茹看着他。
她想起女儿红肿了三天的眼眶。
想起丈夫说“他只是很幸运，是活下来的那一批”时眼底那点不易察觉的复杂。
想起刚才CT片子上那两截愈合的肋骨，想起病历本上“二十岁”和“骨骼发育轻度滞后”并列在一行。
她点点头。
“好。”她说。
宋启明轻轻带上门。
走廊里，苏晴站在窗边等他。
冬日的阳光从窗口斜斜洒进来，把她浅灰色大衣的绒毛镀成一层淡淡的金边。她听见脚步声，转过身，手里攥着那只浅灰色的羊毛手套。
他走到她面前。
“冷吗？”他问。
她摇摇头。
他把手套从她手里拿过来，低头，替她戴上。
动作很慢。
先左手，后右手。
然后他把自己的手伸进她掌心。
“走吧。”他说。
她握住他的手。
隔着两层羊毛，她感觉到他手背传来的、浅浅的温度。
医院的长廊很安静。偶尔有推着平车的护士经过，轮子碾过地面，发出轻而均匀的回响。
他们并肩走向电梯。
她没有问他母亲和她母亲在办公室里说了什么。
她只是握着他的手，在电梯门打开的瞬间，轻轻用力，像在说：
我在。
电梯缓缓下降。
楼层数字一格一格跳动。
10，9，8，7。
他看着那些跳动的数字，想起那天深夜苏建国在书房说“我会守着她”。
想起刚才沈静茹站在窗边说“做母亲的不需要儿子省心，只需要他活着”。
他低下头。
她的手还覆在他手背上。
隔着两层手套，他看不见她掌心的纹路。
但他知道那里有温度。
电梯门打开，一楼大厅的人潮涌进来。
他没有松开她的手。
腊月二二十，傍晚。
沈静茹下班回到家，苏建国已经回来了，罕见地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
新闻频道。国际新闻。
播音员用标准的普通话播报着阿富汗重建进程的缓慢、刚果东部冲突的持续、某国际安保公司在非洲的业务扩张。
沈静茹换了鞋，把包挂在玄关。
她在沙发边站了一会儿。
苏建国没有换台。
“体检怎么样？”他看着电视，问。
“关节劳损。”沈静茹说，“旧伤有几处愈合不太好。需要调理。”
苏建国点点头。
沈静茹在他旁边坐下来。
电视画面切换了。主持人开始播报国内新闻，春运、年货市场、春晚彩排花絮。
“他十四岁没了妈。”沈静茹说。
苏建国没有动。
“爸另娶了。”她说，“他成了多余的那个。”
苏建国沉默着。
窗外的暮色一寸一寸沉下去。
“十七岁。”沈静茹的声音很轻，“被卖到刚果的矿场。”
她没有说更多。那些细节，他已经在书房听过一次。
她只是把今天在CT片上看到的、病历本上读到的、那个孩子坐在她对面时说“我不知道”的语气，一件一件，在心里又过了一遍。
苏建国伸手，把电视调成静音。
客厅里安静下来。
只有窗外偶尔驶过的车声，和暖气片轻微的嗡鸣。
“晴晴说，春节让他来吃年夜饭。”沈静茹说。
“嗯。”苏建国说，“我跟她说过了。”
沈静茹看着他。
“你想好了？”
苏建国没有立刻回答。
他看着电视屏幕上无声切换的画面。一群孩子穿着红棉袄在雪地里放鞭炮，画面喜庆，色彩饱满。
“不是我想好没想好。”他说，“是晴晴已经选好了。”
他顿了顿。
“做父亲的，能做的无非是——她选对了，替她高兴；她选错了，替她兜着。”
沈静茹没有说话。
她把手覆上丈夫的手背。
那是一双握了三十年枪、翻过无数份绝密文件、签过很多她永远不知道是什么的命令的手。
此刻这双手被她轻轻覆着，骨节分明，青筋微凸。
“那孩子，”沈静茹说，“不是错。”
苏建国看着电视。
屏幕上的孩子们还在无声地放鞭炮。
“我知道。”他说，：“但是，他的身份不能一直这样下去，必须得改变。”
“不仅仅是因为咱们家庭环境和政治原因，更主要的是他和晴晴的以后。”
窗外的暮色终于沉到底。
客厅没有开灯，只有电视屏幕的光明明灭灭，在他们脸上流转。
腊月三十。
宋启明提着两瓶茅台、一盒茶叶，站在苏晴家门口。
门开了。
沈静茹穿着围裙，手里还拿着锅铲。
“来了？”她说，“进来，外面冷。”
她侧身让他进门，像任何一个母亲迎接女儿带回家的晚辈。
苏晴从他手里接过礼物，放在鞋柜边。
玄关那盏小夜灯亮着，光晕温暾。
他换好拖鞋，直起身。
客厅里，苏建国坐在沙发上。
他穿着便装，没有戴军衔。
茶几上泡着一壶茶，茶烟袅袅升起。
他抬起头，看着站在玄关与客厅交界处的年轻人。
然后他开口。
“坐。”他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