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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留在撤退路上了。和那些带不走的尸体一起。
“黑水那边呢？”他问。
“比我们惨。”卡特扯了扯嘴角，不是笑，只是面部肌肉的机械运动，“他们在昆都士被包了饺子，两个整编小队，七十多人，活着出来的不到十个。”
他转过头，第一次正眼看着宋启明：“这场仗，所有的PMC都亏惨了。塔利班付的定金还不够付抚恤金的一半。”
“公司打算怎么办？”
卡特沉默了几秒。
“会找塔利班政府交涉。”他说，“他们虽然丢了坎大哈，但主力还在山区，美军的清剿至少还要持续三到五年。他们需要雇佣兵，需要后勤，需要一切还能提供服务的承包商。”
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疲惫的、认命般的平静：“这笔账，他们会认。活着的还有死去的，都会有个交代。”
交代。
宋启明咀嚼着这个词。它像一块没有味道的压缩饼干，干涩，寡淡，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。
三百多条人命，换一句“会有个交代”。
这就是雇佣兵的归宿。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绷带换得很干净，指尖的茧还在，但指甲缝里已经洗掉了血迹。那双手看起来和十四天前没有太大区别，但宋启明知道，有什么东西已经永远不一样了。
不是变得更坚硬，是变得更空。
像一口枯井。
“你那个女孩。”卡特突然说，语气很平淡，没有探寻，没有审判，只是在陈述一个他无意中知道的事实，“还在等你？”
宋启明的手指动了一下。
“是。”
卡特点点头，没有再问。
窗外的尘霾似乎淡了一些，阳光从稀薄的云层缝隙里筛下来，在医院惨白的墙面上铺开一小片暖色。收音机换了频道，开始播放一首古老的波斯民谣，女声婉转，唱着什么关于离别和重逢的故事。
宋启明靠在椅背上，闭上眼。
他没有回答卡特的问题，不是不想回答，是不知道答案。
苏晴还在等他吗？
他离开时说的是“非洲”，是“父母那边有点事”，是“通信可能不方便，不要担心”。那是11月1日。现在是12月中旬，一个半月过去了。
她发过多少条消息？打过多少次无人接听的电话？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，会不会对着手机屏幕上永远显示“未送达”的对话框发呆？
她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觉得自己被欺骗了，被抛弃了，被一个从未真正存在过的人戏弄了感情？
或者，更糟糕的是——她会不会还在等？
怀着那种“他一定会回来”的、盲目的、毫无保留的信任，一天一天地等下去。
宋启明把手伸向病号服的内袋。
空的。
那部手机在撤退路上丢了。也许掉在某具尸体旁边，也许埋在废墟的瓦砾下，也许——也许更好，它永远留在坎大哈了。
连同那条没发出去的短信。
“感谢你的陪伴，永远不会忘记你，怀念咱们在一起的岁月静好，静在愉悦，好在温馨。”
他没有备份。他不需要备份。每一个字都刻在脑海里，像弹道计算，像武器分解，像无数个深夜里反复练习直到肌肉记忆的那些动作。
永远不会忘记。
问题是，她还会不会记得他？
走廊尽头传来脚步声。一个穿着白袍的医生走过来，用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叫卡特的名字，示意他该回去换药了。
卡特慢慢站起来。他的动作比十四天前慢了太多，像一架精密的仪器，某些关键的齿轮已经磨损。
他走了两步，停下来，没有回头。
“齐。”他说，“活着回来的人，不需要为活着感到愧疚。”
他没有等宋启明回答。
脚步声渐渐远了，消失在走廊拐角。
宋启明独自坐在长椅上，看着窗外那片始终没有温度的日光。
三百多人死了。他活着。
卡尔死了，路易死了，村上死了，马库斯死了，安德烈说“接应点见”然后没有来。
他活着。
这不是幸运。这是债务。
他欠那些人一条命。他不知道该怎么还，但至少——
至少要活着回去。
不是为了证明什么，不是为了赎罪，甚至不是为了兑现那个“我等你回来”的约定。
只是因为，如果连他也死了，那三百多个名字就真的只是抚恤金列表上的一串数字了。
总要有人记得。
记得卡尔狙击镜里最后瞄准的方向，记得路易说起老婆面包店时的笑容，记得村上高烧中反复呼唤的那个日本女人的名字。
记得马库斯在运输机上抽着烟，说“一起活下去”。
记得那条没有发出去的短信，和那个从来没有勇气当面说出口的——
他睁开眼。
走廊的日光已经从西窗移到了东墙。护士站的白袍身影忙碌地穿梭，伊朗民谣换成了新闻播报，语速很快，语调平静。
宋启明慢慢站起来。
脖颈的支具硌着下颌，左臂的伤口还在隐隐作痛。他的身体像一架被严重损坏、勉强修复的旧机器，每一个零件都在抗议。
但他站得很直。
窗外，扎黑丹的天空依然蒙着那层灰白色的尘霾。看不见太阳，但光线还在。
他低下头，看着自己的手。
没有枪，没有血。只有干净的绷带，和指尖那道卡桑加时代留下的旧疤。
他用拇指慢慢摩挲着那道疤痕，很久，很久。
然后他转身，向走廊另一头走去。
远处，收音机里的波斯女声还在唱着那首关于重逢的歌。
他听不懂歌词。
但他听懂了旋律。
那是等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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