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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车员的催促声在站台上回荡，我拖着磨损的行李箱，跟随人潮涌向16号车厢。车身上“乌鲁木齐—昆明”的标识依旧醒目，像一条横贯中国的漫长记忆。检票时，我掏出身份证，照片上的自己青涩得有些陌生——那是2022年的夏天，和沈小玉在老家照相馆拍的。
照片里的我穿着黑色短袖，微分碎盖的发型勉强算得上潮流，只是发梢参差不齐，像被狗啃过似的，脸上还没有被工地西北的风沙吹起的特有的黑黄。沈小玉总嫌弃我的发型，硬拉着我去她常去的理发店。理发师剪得很慢，因为她在旁边叽叽喳喳不停地指挥：“这边再修短一点”“刘海别太齐，要碎一点”，时不时还举起手机，从侧面偷拍我皱眉的样子。剪完头发，她连饭都不让我吃，直接拽着我去照相馆，忙活好久，直到照相馆老板修出她想要的样子，她说那是她见过我最帅的时刻。
七月的陇南比兰州闷热得多，她穿着一条白色连衣裙，外面套着我们在山野酒馆初遇时那件白色防晒衣，脚上是新买的棕色小皮鞋，鞋跟在地板上敲出轻快的节奏。照相馆的老板对着电脑修了又修，直到沈小玉满意地点头。后来，这张照片就成了我的身份证头像。如今三年过去，那个夏天却仿佛仍在昨天。
走进车厢，熟悉的绿皮火车气息扑面而来——泡面的浓香、汗液的酸涩、鞋袜的闷浊，混合成一种独特的“旅途味道”。有人说高铁代表中国速度，绿皮火车则承载中国温度。这话不假，无论是风驰电掣的高铁，还是晃晃悠悠的绿皮车，背后都是无数铁路人和土木人的汗水。不过，如果经济允许，我这种常年混迹在工地的土木人还是更喜欢高铁，至少有那一方宁静让我得以停歇。
我在拥挤的过道里缓慢挪动，终于找到52号座位。出乎意料的是，对面坐着一个小姑娘，约莫刚成年的样子，脸上还带着未褪的青涩。她穿着一条粉白色吊带碎花裙，裙摆很短，坐下时勉强遮住大腿，露出一截纤细的膝盖。标准的鹅蛋脸，却比寻常更小巧，没有浓妆，只涂了一层淡淡的唇膏，衬得肤色愈发干净。脚上的小白鞋刷得雪白，在这个略显杂乱的车厢里，她像一株误入喧嚣的栀子花，安静得有些格格不入。
我不由想起高中毕业那年的沈小玉，也是这样的年纪，一样的青春洋溢，只是沈小玉在我面前总是大大咧咧的，从不会这样拘谨。我把行李塞上行李架，坐下后也没心思玩手机，只是望着窗外发呆。
不一会儿，又有两人落座。紧挨着小姑娘的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，啤酒肚随着坐下的动作颤了颤，身上的POLO衫被汗水洇出深色痕迹。另一位是个背着麻布包的老爷子，手里提着几个塑料袋，只能看到其中一个装满了泡面。车厢里人挤人，老爷子一时找不到自己的座位，只能先在这儿将就。他坐得小心翼翼，只敢挨着一点椅边，双手紧紧攥着塑料袋，生怕碰到旁人，这是常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自卑的表现。
五六分钟后，车厢终于安静下来，老爷子也在斜后方找到了自己的位置。这趟车从兰州出发时还算宽松，但到了广元就会渐渐拥挤，等从成都东站开出，连过道都会站满人。这次运气不错，我这一排只有我一个人。前几年从昆明回陇南时，我曾被五个彝族老太太围住，车厢里弥漫着浓重的脚汗味，她们用我听不懂的方言高声谈笑，那一路简直煎熬。
列车缓缓启动，兰州站的站牌在视野里渐渐模糊。我望着窗外，心里默默道别——再见了，这座承载了我六年青春的城市，装满了我的欢笑、挣扎，和那些再也回不去的日子。
思绪被拉回车厢内。对面的小姑娘时不时看一眼手机，似乎是为了缓解尴尬，而后又安静地望向窗外。年少时的我也喜欢这样，看风景从眼前掠过，仿佛能带走所有烦闷。
中年男人已经脱了鞋，把脚搭在我这边的座椅上。我没理会，这种场景在绿皮车上太常见了。两年的工地生活让我见识了太多表面老实、内里肮脏的人。刚入职时，总工就告诫我们：“别随便同情工人。”我不以为然，觉得他们一把年纪还出来卖苦力，能坏到哪去？直到有一次，我善意提醒一个工人戴好安全帽，没拍照上报，结果后来在领导要求下，我不得不拍下他在柱子下抽烟、没戴安全帽的违规行为。没想到，他竟联合其他工人处处刁难我，最后还是在项目经理的干预下才平息。那是我踏入社会后的第一课——不是所有人都值得同情，善良必须带点锋芒。
我单手搭在小桌板上，目光落在远处黄土高原的沟壑上，思绪飘远。